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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媒体与权力
  • 作  者: 董关鹏、史安斌
  • 出版时间: 2006-06-01
  • 出 版 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字  数: 375 千字
  • 印  次: 1-1
  • 印  张: 24
  • 开  本: 16开
  • ISBN: 9787302130437
  • 装  帧: 平装
  • 定  价:¥35.00
电子书价:¥24.50 折扣:70折 节省:¥10.50 vip价:¥24.50 电子书大小:80.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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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围绕媒体与社会关系之间三个关键性问题: 媒体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媒体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新媒体是如何改变现代社会的?权威媒体文化研究学者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与解读。
作者简介:
詹姆斯·卡伦是英国伦敦大学戈尔德史密斯(Goldsmiths)学院的传播学教授。他先后撰写和编辑了14部传媒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英国新闻史》(与吉恩·塞顿合著,第六版,2002,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大众传媒与社会》(与迈克尔·葛瑞维奇合编,第3版,2000)等。

译者简介:
史安斌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危机与新闻发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英文,美国 Edwin Mellen出版社,2003)等。主要译作有《电视·受众·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等。
董关鹏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兼全球新闻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及译作有《新闻发言人全书》(主编,新华出版社,2005)、《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主译,新华出版社,2004)、《政府的新闻发布与媒体公关》(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等。
前言
  中文版序言

这些年来我与中国有了多重的联系。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联系是: 我的妻子是中国人,她出生在南京。我们结婚已经将近30年了,我们的孩子已经成年。小时候,他们每周六都要去伦敦的一所中文学校上课(说实话,他们都有些不太情愿,因为中文是一种很难说的语言)。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亲友(大多数来自浙江)曾经跟我们住在一起。最近有一位侄女跟我们住了一年半。这位特别迷人的姑娘在我家准备考试,后来被英国的一所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学位。我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以前的博士生,现在他们在中国内地的大学里任教,我跟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2004年我对中国的访问是我生命中最具光彩的经历之一。因此,我是带着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来写这篇序言的。本书自问世以来,已经被翻译为希腊语、韩语、日语和西班牙语。与其他语种的译本不同,我对中文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好朋友会捧读它; 我的脑海中甚至可以想象出这样的画面: 至少还会有另一些人会一边翻阅它,一边思考。
也许我应当首先解释一下,本书是在我过去发表的文章的基础上编写的一本文集。第一章是个例外,这是我特意为英国版撰写的。在编辑这些旧作的过程中,我尽量减少了重复的部分,在文字表述上力求作到更加清晰。但这并不是说我对它们进行了“重写”。文章可不像那些欧洲的老房子,可以比较容易地改建一下阁楼、扩建一下偏房什么的。如果一篇文章写完后,再用另一个框架来进行“改装”,那么就会出现结构上的混乱。
我挑选出这些旧作,结集后重新出版,其中一个原因是: 这些文章具有共同的主题,因此蕴涵着某种一致性。从广义上说,它们都是在探讨媒体和社会的关系。具体来说,它们涉及以下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 媒体具有多大的权力?谁在真正操控着媒体?媒体是如何与社会中的权力阶层联系起来的?作为一个整体,本书试图通过不同学科、传统和方法进行“透视”,同时结合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语境,为上述这些问题提供累积式的答案。
本书中的这些文章还有另一个共同之处,即其中的每一篇都对大量的相关文献作了批判式的评估。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一直都试图把长期以来在媒体研究领域“各行其道”的美国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并且加以评估。从整体上看,本书引导读者走马观花地回顾了“西方”媒体研究领域中出现过的几次主要争论。
由于一些中文版的读者不会从头到尾通读全书,而更愿意有选择地阅读部分章节,因此在此有必要对本书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第一部分是有关媒体史的内容。首先,我对英国媒体史的七种版本进行了概述,它们都阐释了媒体如何影响了英国的发展进程(第一章)。接下来,我对一千多年来出现的“历史悠久”的“新”媒体——广义上曾经一度被定义为“新的”社会机制和传播渠道——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回顾和评估(第二章)。这两章的历史回顾都是为了阐明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全球化; 从民主的发展到对激进派挑战的遏制; 从宗教上“异端邪说”的扩散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 从媒体与妇女进步之间到媒体与娱乐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虽然本书回顾和评估的这些阐释只与英国或欧洲有关,但是从潜在意义上说,它们也会以不同的或偶然的方式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同样道理,虽然第三章主要讲的是英国的情况,但是其核心主张——报业的“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也能够在其他地方产生共鸣。这是因为就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言,报纸的生存都越来越依靠广告,市场的准入费用也越来越高。
第二部分涉及媒体社会学及其相关的研究。第四章考量了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激进主义的媒体研究中出现的“中年危机”。在此基础上,第五章又进一步考量了由美国宰制的、建立在一种“想当然”式的自由多元主义社会观的基础之上的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本章的核心主张是: 欧洲和美国的传播学界出现的新浪潮扩大了大众对媒体的影响,而低估了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因此,我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提出,传播学研究需要回归到激进主义传统的一些洞见之上。诚然,我们需要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对这一传统进行重新的阐释,对激进主义与其他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以及政治和社会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保持警觉的态度。这一历史回顾引出了第六章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我重点探讨了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对全球化的日渐深入的理解。我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对全球化的赞歌和颂词。虽然它们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作出了有一定价值的深入阐述,但是,它们也忽略了以“解除规制”的名义进行的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后者所代表的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被削弱了。
第三章涉及媒体政治学。第七章对以下主张——全球化、新技术和社会变革破坏了电视所承担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进行了考量,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第八章则用批判的视角考量了有关媒体和民主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并且指出,这一理论已经出现了日渐僵化的趋势,因而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和更新。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试图勾勒出一个理想化的媒体系统的轮廓,这一系统有别于解除规制后的资本主义模式,也有别于国家和政府管制的模式。
简言之,本书可以满足不同的用途。读者既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媒体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争论的概括和评估,从而进行有选择性的浏览;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本人试图把握过去25年来深刻改变西方媒体研究领域的思想“海啸”的过程。
为此,我要感谢翻译本书的两位出色的学者——清华大学的史安斌和董关鹏。他们慷慨地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其间他们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让我确信本书的中文版是在值得信赖的人的手中。在此,我只有一个遗憾: 我的中国岳父——他是一位职业的翻译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祖父——已经不在人世,无法见证这个译本的成就。

詹姆斯·卡伦
2006年2月伦敦



英文版序言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经以各种形式发表过,这将在“致谢”部分中一一列出。第一章的精选版曾经用荷兰文发表; 第二章曾经用中文和瑞典文发表; 第三章曾经用西班牙文发表(其扩写版曾经用阿拉伯文、中文、韩文和葡萄牙文发表); 第四章曾经用法文、韩文、瑞典文和西班牙文发表; 第五章曾经用瑞典文和西班牙文发表; 第六章曾经用日文和韩文发表; 第八章曾经用捷克文、中文、希腊文、韩文、日文和罗马尼亚文发表。第七章未被翻译和引用,实际上根本没有被别人读过。
如果不是由于这些文章所引发的如此广泛的反响——在此我提及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把这些旧作放入“微波炉”里重新“加热”,从而打造出这样一本新书。实际上,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几次打了退堂鼓,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我在此挑选出来重新出版的文章都是聚焦于媒体与权力的方方面面。它们通过不同的方法、传统和学科的“透视”作用,主要对以下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进行了考量: 大众传媒与社会中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对媒体的操控是如何进行的; 媒体所具有的权力的本质。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能够在观点上达到完全的一致(尽管大部分文章作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它们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更进一步来看,本书中的这些文章还存在另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对大量相关文献所作的批判性的评估。其所覆盖的范围很广,引导读者走马观花地回顾了媒体研究领域中出现过的几次主要争论。我希望它们能够组成一本不那么规范的教科书。在本书出版之后,我希望再编纂一本论文集,收录我在媒体政治经济学方面所作的一些个案研究,以及一篇导言。
考虑到很多读者不会从头到尾地阅读本书,而是选择其中的部分章节来阅读,因而在此有必要对本书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探讨的是媒体史。它将以一个历史回顾作为开端,首次对英国媒体史的主要的几种相互对立的阐释版本进行了概貌式的描述,并且以一种概括式的综述作为结论。第二章考量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的“新媒体”——广义上被定义为“新的”社会机制和传播渠道——所产生的影响。第三章考量了报业在经济结构上的变化是如何改变了它在社会当中的地位的。上述三章都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部分聚焦于媒体社会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第四章描述了激进主义的媒体研究中出现的“中年危机”。第五章对以美国为中心的、更具保守主义色彩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作了概观,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替代性视角。第六章对两种自我指涉的传统——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化问题上所作的不同阐释进行了质疑,进而初步考量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上述三章对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作了“历史的”回顾,旨在从学术上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把上述三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共同勾勒出了这一领域的主要思想脉络及其主要的学术“战场”的界线; 阐明了在这场学术争论当中,在哪些位置上作了“进攻”和“撤退”; 同时也阐明了一度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主题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失去了其推动作用,从而被拒斥或者得到修正。
第三部分涉及媒体政治学。第七章讨论了全球化、新技术和社会变革是如何影响了电视业的组织和运作的。第八章对有关媒体和民主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估。上述两章都是“史论+策论”的写法,一部分是对相关各种争论的概述; 另一部分则是主张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第七章提出,“公共服务型广播/电视”应当摆脱其单一的民族国家的遗产; 第八章则主张,通过实行西欧式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能够强化媒体在民主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
简言之,本书可以满足不同的用途。读者既可以把它看作总结和概括相关学术争论的教科书;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对媒体权力的评论集,试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权力关系的语境当中对媒体操控及其影响进行观照; 还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本人试图把握那些改变媒体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过程。
本书当中收录的文章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编辑的。对两篇较早发表的文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没有作多少修改,这是由于它们都属于媒体史领域,而这一领域的发展较为缓慢。但是,在这两章之前又加上了一篇专门为本书写作的、篇幅较长的、包含了该领域最新进展的媒体史回顾(第一章)。
相比之下,本书其他的章节都作了修改和更新,加入了新的信息、数据和参考文献,删去了一些可以避免的重复之处,抑制了那些晦涩难懂的“行话”的蔓延。但是,这些章节并不是另起炉灶重写的。文章可不像那些欧洲的老房子,可以比较容易地改建一下阁楼、扩建一下偏房什么的。如果一篇文章写完后,再用另一个框架来进行“改装”,那么就会出现结构上的混乱。
在每一章开头的注释部分,我都作了相关的致谢。但是在此,我还是要特别感谢鲁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的丽贝卡·巴尔登(Rebecca Barden)和克里斯·卡德摩尔(Chris Cudmore)。正是他们二位不仅激励我构思本书,并且为它的面世作了大量工作。致谢
本书中的各个章节是在以下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基础上重新编纂而成的:
第二章: “传播·权力·社会秩序”,收入葛瑞维奇(MGurevitch)、本奈特(TBennett)、卡伦(JCurran)和沃勒科特(JWoollacott)合编的《文化·社会·媒体》(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一书(1982,London: Methuen)。
第三章: “资本主义和报业管制: 1800—1975”,收入卡伦、葛瑞维奇和沃勒科特合编的《大众传播和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一书(1977,London: Edward Arnold)。
第四章: “重新评估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发表于《欧洲传播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第5卷(第2—3期合刊),1990。
第五章: “重新思考大众传播”,收入卡伦、莫利(DMorley)、沃尔科丁(VWalkerdine)合编的《文化研究和传播》(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一书(1996,London: Edward Arnold)。
第六章: “超越全球化理论”,与朴明金(MyungJin Park)合写,收入卡伦和朴明金合编的《媒体研究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一书(2000,London: Routledge)。
第七章: “重新评估公共传播的危机”,收入列贝斯(TLiebes)和卡伦合编的《媒体·仪式·身份/认同》(Media,Ritual and Identity)一书(1998,London: Routledge)。
第八章: “重新思考媒体和民主”,收入卡伦和葛瑞维奇合编的《大众传媒和社会》(Mass Media and Soceity)一书(2000,London: Edward Arnold)。
我要感谢上述各家出版社(Arnold,Routledge/Methuen,Sage)和我的合作者朴明金同意我重新编纂这些文章。我还要感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Amsterdam Press)允许我扩充和重写了本书第一章: “相互对立的媒体史叙事”,收入巴多艾尔(JBardoel)、弗洛斯(CVros)、冯·弗瑞(FVan Vree)和韦弗杰斯(HWijfjes)合编的《荷兰的新闻文化》(Journalistieke Cultuur in Nederland)一书(2002,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Press)。
目录
第一部分媒体史
第一章相互对立的媒体史叙事
第二章新媒体和权力
第三章资本主义和报业管制
第二部分媒体社会学
第四章媒体和文化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
第五章激进主义传统的复兴
第六章全球化理论: 缺席的争论
第三部分媒体政治学
第七章全球化、社会变化和电视改革
第八章媒体与民主: 第三条道路
中英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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